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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飒!国风动画MV《检物风华》来袭燃唱人民检察90年奋斗史

时间:2021-11-24 17:20 来源: 作者: admin 点击:

  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载明,选举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设“九部一局”,其中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检察机构,由何叔衡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工农检察机关的职责是监督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及各项法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利益。若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有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犯罪行为,有权报告法院,提起公诉等。

  1933年4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有了第一个独立的办公场所——老茶亭杨氏宗厅。杨氏宗厅是一幢老式客家宗厅,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搬入前刚刚经过一次大修。宗厅坐北向南,宽5间,深3间,中间有天井两个,把宗厅自北至南分成上、中、下三进。

  1931年,江西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作了一个控告箱,顶盖上写着:“各位工农群众们:还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接收。完了。”这是中央苏区第一个控告箱。控告箱的设立是检察机关接收群众来信的开端,是控告申诉检察职能的发端和雏形。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求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生刘茜。黄克功曾参加长征并有战功,案发后不少人为其求情,请求免其死罪。同志断然拒绝,并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明“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公审此案,法庭当庭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该案公正无私、执法如山的处理,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陕甘宁高等检察处”,各区分设高等检察分处,各县(市)设检察处。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对检察机关办理各类案件应循序的程序作了规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首部关于检察办案程序的单行法规。

  1946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明确各级检察机关的职权、组织及领导关系,规定高等检察处受边区政府的领导,独立行使检察权;各高等检察分处及县(市)检察处均直接受高等检察处的领导。

  陕甘宁边区时期检察理念始终坚持司法审判独立和检察履职独立,强调重证据禁刑讯、重调解轻惩罚。陕甘宁边区检察体制从审检合署走向审检并立,为新中国检察制度建立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949年10月1日,罗荣桓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49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罗荣桓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并强调“检察署的工作,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我们首先应制定检察署组织大纲,从速建立机构,开始工作”。创业维艰,罗荣桓为共和国检察事业的开创和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建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

  1949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正式成立。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以厅秘字第2号令颁发最高人民检察署印信。1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启用印信,正式开始办公。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成立,标志着党绝对领导下的新中国检察事业起航。自此,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铿锵步伐,人民检察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征程。

  1951年末至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发出《关于积极参加反贪污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检察署把反贪污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为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三反”“五反”斗争,各地检察署在政府机关、企业单位和街道里弄普遍发展检察通讯员,设立检举控告箱。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法律职责,积累了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经验。

  1950年,党中央先后4次发布指示或文件,督促加快推进地方检察署建设。其中,1950年9月4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建立检察机构问题的指示》,强调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必须加以重视,并对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提出明确要求。

  195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署设在全国五大行政区的检察分署全部建立,全国50个省、直辖市和省一级行政区有47个建立了检察机构,并在一些重点专区和市、县建立了人民检察署,调配干部1000余人。

  1954年9月20日夜,中央政治局讨论人民检察署组织法草案时,彭真同志作了说明之后,同志说既然检察工作这样重要,为什么不叫做“院”呢,可以改为“院”么!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同志的这个意见,一致同意改“署”为“院”。“人民检察院”登上历史舞台。

  1954年9月21日,共和国第一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通过。其主要特点是:改人民检察署为人民检察院,确立审检并立的体制;增加人民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权限与程序的规定;改变对审判机关判决的抗议为抗诉;增加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对象和义务的规定;增加检察院人员任免制度的规定。

  1955年9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成立,黄火星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军事检察院基本建立起来。军事检察院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体系,为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保障。

  1955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继续加强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

  “”开始后,“”攻击“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凌驾于党政之上的官僚机构”,要把公、检、法机关从“政治、思想、理论、组织上彻底砸烂”,全国各级政法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检察机关成为重灾区。196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被撤销。1969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干部职工下放到湖北省荆州地区沙洋劳改农场进行劳动锻炼。除在京留守人员外,仅剩干部、职工家属14户20人。

  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启用印章,正式恢复办公。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人民检察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到1979年底,各级检察机关普遍组建起来,并迅速投入到清理积案、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重大工作中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助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更好、更快、更稳,也印证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各级专门检察院积极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在绝不放松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作为主要任务来抓,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法制保障。

  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同年7月1日起实施。这是人民检察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检察官管理向法制化迈出了重要步伐。检察官法的颁布实施,为依法管理检察官,保障检察官依法行使职权,加强检察官队伍建设,提高检察队伍素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负责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等犯罪案件的侦查、预审工作,或直接立案侦查全国性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反贪污贿赂总局的设立,有力促进了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工作规范化、专业化建设。

  2012年起,最高检研发试行融办案、管理、统计于一体的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13年12月3日,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在最高检机关正式上线运行,所有案件从受理到办结全部网上运行。2015年,该系统在全国检察机关得到全面推广,深度利用。2020年,检察机关步入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时代。

  2019年9月16日,全国检察机关办事服务综合门户12309中国检察网()正式上线。该网站集案件信息公开、办事服务、监督意见等功能为一体,构建了案件信息公开、网上信访、未成年人保护专区、公益诉讼线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人民监督员监督服务、群众意见建议箱等七大块、二十五项具体功能,实现了检察机关“一个窗口”对外提供服务。

  2018年6月28日,最高检举行12309检察服务中心揭牌仪式,这标志着12309检察服务中心实体大厅正式启用,实现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构建检察为民服务新体验。

  12309检察服务中心,整合检察机关所有服务群众功能,是检察机关统一对外的综合服务平台,包括网络平台和实体大厅两部分。建立12309实体大厅,满足有“见面”“见人”需求的群众的实际需要,实现检察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2018年10月—2020年11月,最高检带头示范,推动检察建议增强刚性发布一号至六号检察建议书。一号检察建议发给教育部,关注校园预防性侵害;二至六号检察建议发给最高法、二八特区神算网,住建部、工信部等,分别聚焦规范公告送达、强化金融监管、窨井盖安全、虚假诉讼、网络空间治理问题。通过检察监督,让公权力的行使更加清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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